平博-印度尼西亚男篮在世界杯比赛中取得胜利，晋级八强

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

文：佚名

1939年初，毛泽东办公室的秘书长李六如同办公室秘书和培元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，写了本《陕甘宁边区实录》。初稿出来后，毛泽东感觉不甚理想，决定另请人修改。 1月22日，印度尼西亚男篮在世界杯比赛中取得胜利，晋级八强他给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周扬写信说：“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，如你觉须全般改造，则全般改造之。虽甚劳你，意义是大的。”信的末尾，毛泽东特以告之，“备有稿费（每千字一元五角），当分致你与李、和三同志，借表酬劳之意”。（参见《毛泽东书信选集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 125页。）

　　《陕甘宁边区实录》一书，于 1939年 12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，生动介绍了陕甘宁边区是一个怎样的地方，边区的政制和组织，边区政府做了些什么，边区的统一战线，边区的抗战动员，边区的群众团体等。这大概是较早出版的对外全面介绍边区情况的读物，很有些像印度尼西亚男篮在世界杯比赛中取得胜利，晋级八强我们今天发表的一些“白皮书”，在国统区发挥的作用，不难想见。毛泽东为该书的题词，点破了写作宗旨：“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，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。”

　　这本书的署名，只有总编“齐礼”一人，周扬是否动笔作了修改，不得而知。值得体会的是，毛泽东给周扬信中，提到每千字一元五角的稿费。全书 10万字左右，算下来 15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。据当时在延安的作家陈学昭写的《延安访问记》，以及徐懋庸的回忆录记载， 1938年至1939年，延安物价为小米每斤0.13元，猪肉每斤 0.2元，鸡蛋每个0.01元。至于 1939年每人每天的吃饭标准，当时在延安访问的记者舒湮在其《战斗中的陕北》中记述：“一般工作人员的粮食是每人日发小米一斤四两，每天菜钱分派方法是： 1.机关普通是三分钱印度尼西亚男篮在世界杯比赛中取得胜利，晋级八强； 2.延安边区政府是四分钱 ； 3.武装队伍是五分钱； 4.陕公、抗大是七分钱； 5.医院是一角。” （舒湮：《战斗中的陕北》，文缘出版社 1939年版，第 14页。）由此比照，大约每人每天花费在 0.25元左右。这样算下来，《陕甘宁边区实录》 150元稿费，抵得上一个人 600天左右的生活费。由此想到知识分子在延安的生活待遇。

　　抗战时期，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，被当下一些学者称为“特殊的文化移动现象”。据《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》记载，“ 1938年夏秋之间奔向延安的有志之士可以说是摩肩接踵，络绎不绝的。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达延安”（杨作材：《自然科学院建院初期的情况》，《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》编辑委员会编《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》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、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 1986年版，第 384页。）。到抗战后期，在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 4万余人。这当中，除各地党组织派来的以外，大多是向往进步和光明的普通知识分子。延安吸引印度尼西亚男篮在世界杯比赛中取得胜利，晋级八强他们的，当然不是物质生活。但作为东道主，边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，最终却要落实到两个方面，一是要让他们有事可干，二是要有相当的物质待遇。在这两个问题上，边区在政策上一点儿也不含糊。

　　关于有事可干。知识分子大多被安排在延安先后创办的 30余所专门院校工作或学习，有的则在机关和一些专业部门工作。此外，他们还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社团和学会，诸如自然科学研究会、土木工程学会、中国农业学会、生物学会、医药学会、卫生学会、地质矿冶会，等等。文化艺术方面的团体、剧社、俱乐部、协会和自办刊物，就搞得更为热闹了。

　　关于物质待遇。虽然物资匮乏，生活异常艰苦，但延安对精神劳动的尊重，绝不是停留在口头的赞美，而是通过有差别的供给制，外加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稿酬制，给予切实照顾。战争年代的供给制是一种尽可能平等而非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。自抗战时期供给制逐渐制度化开始，供给标准一般按级别不同，在每天伙食标准、每月津贴补助、日常实物分配、办公杂费支出等方面体现出相应差别。

　　例如，就在毛泽东给周扬写信谈到每千字 1.5元稿费标准的 1939年 1月，八路军总部开始实施由朱德、彭德怀、左权签署的《各级津贴之规定》。这个规定将全军除供给制外的津贴补助粗略地划分为六等，其中属第一等的包括正副师长、政委和正副旅长、政委，每月也只 5元，属第六等的有战士、通信员、警卫员、号兵、炊事员、运输员、勤务员、卫生员，每月 1元。这是前方作战部队的标准，在后方机关， 1939年还颁布了《各机关津贴标准》，把津贴标准分为五级。一级 5元，发给主席、参谋长、政委、局长等；最低的五级，是 1元，发给勤杂人员、战士等。

　　在同一时期，延安的知识分子又是怎样的待遇呢？

　　著名学者何干之是 1937年 8月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一批到达延安的大知识分子之一。他的待遇是“每月 20元津贴费，还派给他一名警卫员”（《何干之文集》第 2卷，北京出版社 1994年版，第 1页。）。音乐家冼星海 1938年 11月到延安，起初生活不习惯，曾负气地对人说：“保证我吃鸡，否则一行旋律也写不出。”但他很快就习惯了延安的生活，在 1940年 3月 21日给友人的长信中，他提到当时受到优待，每月津贴 15元（含“女大”兼课津贴3元）。当时，在“鲁艺”的艺术教员一律 12元，助教 6元。此外， 1938至 1939年，“抗大”的主任教员艾思奇、何思敬、任白戈、徐懋庸每月津贴 10元。（参见《徐懋庸回忆录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版，第 121页。）王实味、陈伯达每月津贴 4.5元。（参见《亲历与见闻——黄华回忆录》，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年版，第 43页。）作家陈学昭的丈夫担任边区医院肺科主任，每月拿到 15元津贴。（陈学昭：《延安访问记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，第 372页。）1940年 1月，印度尼西亚籍华人医生毕道文来到延安，组织给他的生活待遇是，每月大米 20斤、肉 10斤、白糖 2斤、津贴费 20元。另外，还为他配勤务员 1名、翻译 1名、马 l匹。以上都是当事人的回忆，应该是可靠的。

　　1940年10月，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，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，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陷入极度困难。用毛泽东的话来说，当时“弄到几乎没有衣穿，没有油吃，没有纸，没有菜，战士没有鞋袜，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”（《毛泽东选集》第 3卷，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，第892页。）的地步。延安开展的大生产运动，便是为了渡过这个难关。 1941年 2月，边区银行正式发行边币。发行之初，边币和法币的比价是1元换1元的。不久，边币的比价便开始下降，到1942年6月达到边币3.2元换法币1元，到 10月间，便稳定到了边币2.1元换法币1元。

　　在这种情况下，为规范和确保知识分子的待遇，中央书记处于 1942年5月颁布《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》，把文化技术干部分为三类。甲类技术干部，每月津贴 15元至30元，伙食以小厨房为原则，窑洞一人独住，衣服每年特制棉、单衣各一套，其妻儿因故不能参加工作或学习者，其生活待遇与本人相同。同时期，八路军卫生部各类技术员，按其学历经历工作成绩而增加补贴，其中规定，医药卫生技术干部也分甲、乙、丙三类。甲类医生凡在国内外医科专校毕业富有3年实际工作经验者，每月津贴60元至80元，护士凡专门护校毕业者每月20至40元，司药以上者一律吃小灶，甲类医生其家属与本人待遇相同。

　　那么，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津贴又是多少呢？每月 10元，比文化技术干部中护校毕业的护士最低档收入还要低10元。党政机关干部的待遇和文化技术人才相比，差距实在不可以道里计。

　　尽管文化技术人才的待遇已经优于党政军机关干部，但如果是发表文字作品，他们还有稿酬收入。做技术工作的，如果有突出成就，也有奖励。

　　关于稿酬制，其实在红军长征刚到陕北时，即已实行了。 1936年8月，毛泽东、杨尚昆为编辑出版《长征记》联名发出的征稿信里，便申明“备有薄酬”（《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》，新华出版社 1983年版，第 38页。）。10月，红军总政治部发布《〈红军故事〉征文启事》里也说要“酌致现金或物质报酬”（《〈红军故事〉征文启事》，《红色中华》1936年11月 3日，转引自《关于革命文物和革命史料征集工作的一组历史资料》，《党史研究资料》1996年第 3期。）。1937年5月，毛泽东、朱德联名发出《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》还明确讲，“一切创作稿件和纪念品，送来经采用后，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”（中央档案馆编《中共文书档案工作文件选编》，档案出版社 1991年版，第 60页。）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延安知识分子办了许多刊物，不论是铅印的，还是油印的；不论是内部出版，还是公开发行，征稿时基本上都讲明有稿酬，有的还标出具体标准。如 1940年8月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创办的《大众习作》，登出的“约稿”里就说：“寄来的稿子，凡是登载出来的，每一千字送稿费一元。”《大众习作》属基层刊物，影响力自然比不上当时中央指导办的《解放日报》、《中国文化》，因此，其每千字1元的标准，不会是高的。毛泽东对《陕甘宁边区实录》开出每千字1.5元的稿酬，显然与该书的内容和可以预期的影响有关。 1941年 9月10日，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《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》讲话，谈到稿酬问题时便强调要按质按需来定标准，认为“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，要多给稿费。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，才算好教员，要多给津贴”（《毛泽东文集》，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，第 374页。）。可见，无论是实行稿酬制，还是对知识分子的高额津贴，都是为了鼓励有益于革命实际工作的精神劳动。

　　延安对著名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尊重，在萧军身上算是一个典例。 1941年7月，萧军想离开延安，给张闻天写信，提出借一万元路费，张闻天回信，答应可以想办法。据萧军7月20日日记载，7月18日毛泽东和他谈话时，他表示，想过了10月鲁迅纪念会以后再走，并把向张闻天借一万元路费的事说了，毛泽东的回答是：“何必说借呢？这里可以想办法的。”不到一个月， 8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成立由凯丰、艾思奇、陈伯达、范文澜、周扬等十余人组成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，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工作费用，也只有一万元。也就是说，当时中央准备给萧军一家离开延安的路费，便相当于一个工作机构的开办费。

最近读到李耀宇口述、李东平整理的《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》，李耀宇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，一直在中央机关做后勤工作，1940年春到1941年春曾到延河边上一家取名“胜利食堂”的饭馆学厨，有时也跑堂。他回忆道：萧三夫妇、萧军夫妇、马海德夫妇、苏联的阿洛夫医生是胜利食堂的常客，他们来吃饭，都引进里屋的“雅间”。萧军那时有钱，点菜花样多，酱牛肉、卤鸡、卤肝、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，喝了白酒，剩下的菜，统统打包兜走。在延安，萧军首先要求吃甲鱼，食堂管理员买的甲鱼，一只大约五六斤重，大概一元多边币一只。江青一月两月来吃一顿饭，看来那时她没有多少钱，每次来只吃两碗馄饨，要不就喝一碗片儿汤。不久，组织上又派李耀宇到离延安较远的一家纺织厂门前开一个小饭馆，当时的菜价是：肉丝面两元边币一碗，炒肉丝、炒肉片每盘五元边币。有天晚上，一个知识分子带女友来吃面，点了两个炒菜，斟了二两高粱酒，要了两碗汤面。临走结账，花了25元。

　　考述延安这段往事，不觉唏嘘。历史学家钱穆有一句名言：“在现实中发现问题，到历史中寻求答案”。的确，人们追根索源地思考问题以至列举曾经发生的事例，经常都是寻找理由的过程，所反映的其实是对现实的评判和期望。既然是找理由，就应该找最好的。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对知识分子的特殊照顾，出发点当然是为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投入到中国革命事业当中来，但事情似乎也不只这样简单。它还说明：第一，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，从来都是向往、追寻、融入进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政党。第二，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就已奠定的优良传统。第三，在经济收入和物质待遇上，我们党从来反对自己的干部去攀比其他高收入者。第四，知识分子投身到为人民和民族的大事业中去，并作出贡献，就会得到理所当然的尊重。

　　编辑：婀娜 冰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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